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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清马小喽蝼 Author 李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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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9 星期一
01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引 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组织者、推动者、领导者。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在理论创新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其政党使命的历史。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才得以不断取得历史性进展。“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就此而言，要想深入理解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就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类型与运作特点，舍中国共产党而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得要领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政党呢？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什么根本特点呢？这些问题都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予以严肃对待与认真思考。
★思想
先声★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政党呢？当然，从不同角度，对于政党类型可以有不同划分。从其最核心的意义上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区别于主要关注当下事情、现实问题，以满足民众现实利益诉求为手段，以获得或维持执政地位为目的的现实型政党，使命型政党基于自身意识形态有着长远的历史使命与宏伟的目标蓝图，并且这种使命与蓝图具有很大程度的超越性、系统性，并非短时期内或轻而易举所能实现。正是因为超越性的使命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在实现最终使命或宏伟蓝图的过程中，使命型政党往往不得不在中观层面再进一步划分相继的阶段与步骤。归根结底，使命型政党的存在包括领导与执政活动本身最终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所认定的历史使命与目标蓝图，实现历史使命与目标蓝图是使命型政党自身认定的存在依据或者说存在意义。当然，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任何政党的存在都追求某种目的，具有某种使命。但是，使命型政党意义上的使命不是短期的、即时性的，不是具体问题应激性推动的，不是基于单纯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驱使的，而是特指在某种系统而完备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指导下，被共同体成员认为具有某种神圣意味，认为应该为之奋斗、奉献乃至牺牲的那种高远甚至具有很大超越性的价值使命。这种对高远使命的强调使得使命型政党的理论特质与运行体制同主张彼岸超越的宗教具有某种相似性：伟大使命、真理启示、道德纯洁、层级组织、广大信众，以及不可避免的面对世俗的不断调适与改革！与使命型政党的内涵相应，所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的一种政党类型。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与实践直至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都可以得到清晰明确、并不困难的验证。对历史使命的自觉认定、勇于担当、坚毅履行很大程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思想建设、组织架构的主要特点以及对党员党性的具体要求。历史使命的认定、承担与实现是大道、是根本、是主线，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建设的方方面面，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建设过程的始终。可以说，离开了历史使命这一本质性维度，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就失去了价值依托与目标指向，就丧失了灵魂与内核，就无法有效开展与推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才高度强调，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的三重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自其诞生起就担负着三重的历史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由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形势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处境所决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党组织、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应该而且必须担负起这一重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对应的正是这一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2]当然，这一重历史使命在现实中也是通过不同的阶段性步骤与目标才能逐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也专门谈到对民族的责任问题，谈到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3]
（二）对人类的更大贡献
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对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近现代以来，严重的内忧外患导致中华民族走向了衰落。正如建国后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比重的。在1956年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1978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时也指出：“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只照顾自己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作更多的贡献。”[5]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其一般性。就其一般性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回答和解决的很多问题，也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只要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实现发展，尤其是要建设社会主义, 就不能回避而必须直面这些问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所回答和解决的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和解决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则是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必将越出一国的范围而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他曾充满自信地指出：“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6]“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7]“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8]这是由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仅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自身具有关键性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当然，要想对于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切实解决自身问题、有效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最终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的实现之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自身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自由时间大为增加，剥削与阶级本身已经被消灭，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优化。这种理想图景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这段名言最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未来理想社会中人的生活进行了诗意的描绘：“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利益的一致与共享、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人的全面发展、普遍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理想社会的状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所决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该而且必须自觉肩负起这一最终使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所对应的正是这一使命。当然，要想实现这一最终使命，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担负起民族复兴这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使命。如果自身民族的问题都无法有效解决，更勿论最终的人类解放与发展了。以上这三重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针对民族国家的，对人类的更大贡献是针对国际交往的，实现共产主义是针对整个人类未来前景的，使命的范围愈益拓展，理想愈益宏大。这三重使命的实现都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现实基础，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特质所要求的。
三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主要特点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哪些主要特点呢？实际上，正是这些主要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制与执政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对伟大使命的明确认知与自觉担当
使命型政党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在。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依照这一规定，按照对历史规律的认知，在实践中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最终的伟大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天命！由之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诞生之初，就明确认识到了自身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对于使命的认知也有一个不断时代化与国别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诞生之初，实现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消灭私有制、建立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社会被视为当然的、唯一的历史使命与理想目标。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使命之实现远比当初所认为的更加漫长、更具难度，其宏大而长远。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就必须在不放弃远大使命的前提下确定自身所处的具体时代与历史阶段，并基于这一现实的时代与阶段再确立一定时期内可实现的目标与使命。也正是通过这一阶段性使命的持续确立与不断实现，最终的使命才能得以完成，高远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始终面临一个时代使命与最终使命之间的张力，而这就要求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就今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指出的：“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11]除了使命的时代化以外，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还面临一个使命的国别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潮，现实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存在于国情有所差别的不同国家，这些政党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基于本国历史条件的使命与目标，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指此意。也正是基于这种使命的国别化，我们党才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当然，不论是使命的时代化还是使命的国别化，都是在最终使命这一前提下确立的。（二）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求与实践遵循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所担负的使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认定，而是基于历史规律的揭示。正是基于历史规律，使命才是真实的，才是可以实现的，才是具有感召力的。历史规律使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建立具有了历史依据，没有历史层面的规律认知，就不可能产生以之为指导的共产党组织。就此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历史规律之于使命型政党的建立具有内在的根本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处，对规律的认识与揭示就是其最为突出的理论特质之一。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明确提到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一个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一个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指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指出了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秘密。规律是可知的，方向是明确的，前途是光明的，按照规律而行为当然是充满希望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遂顺应历史趋势而诞生。可以说，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支柱性范畴，而把握规律则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标志性的话语表述方式。把握规律、担负使命、实现目标，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理论自信，可以说，自马克思始，这一理论基因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中显性遗传、一直存续，而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认知与运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规律的过程。比如毛泽东在1936年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此就有精彩的表述：“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12]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认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持续的探索中先后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把中国改革不断推向前进。也正是基于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解答和规律性把握，我们党才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与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即是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八个明确”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知，“十四个坚持”是对“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知。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开创性的巨大成就，这种对改革发展规律的全面深刻把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三）对指导思想的极度重视与发展创新
历史规律揭示使命与方向，而历史的规律与逻辑恰恰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予以揭示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与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必然性，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巨大历史作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诞生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对历史方向的阐明，就不可能诞生把握规律、担负使命的使命型政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是如此。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从思想上建党，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从胜利到胜利，不断焕发出强大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法宝。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时，产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个体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占人口绝大多数。党自诞生时起，就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大革命时期，党有很大的发展，产业工人出身的仍居少数。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主要力量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农村，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党员越来越在党内占绝大多数，这使得党内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面对这样的国情、党情，怎样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品质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那时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强调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永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也正是因为找到了思想建党这个法宝，我们党才有效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工人阶级政党。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将党内思想教育列为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坚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首次提出了思想建党的要求。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系统论述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明确提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这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从思想上建党理论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为我们从思想上建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不仅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创造了通过整风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新形式，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更加完备、成熟。思想建党原则的提出，不仅使我们党始终保持了先进性，而且冲破了在党组织发展上的桎梏，使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义与使命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只有具有了无产阶级思想，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建党既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证，又是壮大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根本保证。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的伟大创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正是始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来教育全党，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提高全党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做到了理想信念上的无比坚定与无坚不摧。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3]对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而言，思想建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通过思想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尽可能熟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其二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与时代条件及具体国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创新，并以这种创新性成果教育全党、统一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14]其三是指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创新成果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应用于现实，制定合理政策，切实提高运用理论解实际问题的能力。概而言之，这种思想建党，这是通过各种途径、方式使全体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成果切实入心、入脑、入行，其目的就在于最大程度地统一全党思想、明确方向，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实现伟大使命与宏伟蓝图。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就巨大，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思想建党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汇聚力量。新时代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全党必须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四）对群众路线的牢固树立与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揭示了被以往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高度重视建立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一体性血肉联系。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永葆先进性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群众路线作为一种价值观，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人民至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15]换言之，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其所追求的是在社会发展基础之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共产党人的这一立场宗旨与价值追求，毛泽东用中国化的语言形象地将之称为“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6]“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7]如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概括简明、通俗，更为大众化，邓小平对于共产党的这一性质宗旨则做出了更为规范化的文件表述。在1956年党的八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8]确实，只有没有私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于作人民群众的工具，共产党才能当好人民的代表，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人民才能把自身解放和发展的领导权委托给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最典型的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以下名言之中：“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9]刘少奇在被称为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中也强调：“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栖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20]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于人民群众有一种深沉的价值承诺，有深刻的伦理观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脱离开这种价值承诺，脱离开这种奉献与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之存在本身。实际上，这种基于使命而产生的伦理精神在马克思创始人的著作中就已经开始显现。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那句名言我们早已非常熟悉：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青年马克思也曾经自喻为人类盗火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可以说，这种基于使命的牺牲精神贯穿于自马克思以来直至今天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与自由，其领导下的改革同样也是。1978年改革的开启就是基于对民众现实利益的高度关切。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严重压抑了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造成了普遍的贫穷与大众温饱问题的难以解决。正如邓小平1978年9月在反思以往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21]1982年9月，邓小平在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到四川参观访问的途中，曾经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连提出了六个反问：一问“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二问“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问“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四问“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五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六问“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22]这六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深认识到传统的体制与做法必须改变，改革势在必行。而这样一个改革意味着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刻“革命”，意味着必须探索一条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能够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求的社会主义新路。也正是因为当年的改革满足了人民最为迫切的现实利益诉求，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其才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不仅改革的开启基于对民众现实利益的高度关切，改革的深化与推进过程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随着温饱问题的逐步解决以及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人们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逐渐凸显，原有的需要本身也在逐步升级。正是基于满足人民逐步凸显的各方面利益诉求之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逐步拓展。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凸显的民众各领域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与探索形成的。进而言之，不论是“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也好，亦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也好，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好，其提出与形成最终都是为了满足改革进程中民众在各领域不断凸显的利益诉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于改革的人民立场做出了富有时代内涵的创新性诠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在这样一个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刻理解并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改革的深入推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定向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方法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际上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分散的意见转化为系统的意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因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往复无穷的过程。对于这一实践认识论与根本工作方法的高度强调及在其指导下调查研究的有效开展，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制定的重要保证。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对于群众路线我们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形势下，对于群众路线的理解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深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所谓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形势是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而言的。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中国社会条件所发生的以下变化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群众路线尤为重要。其一，社会成员的公民个体身份逐渐凸显。公民身份与群众意义上的人民身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所差异。两者都包含民众当家作主的意思。但人民作为一个范畴更具政治性、抽象性与集体性，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无法称为人民，而只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公民则是一个宪法和法律范畴，其具有具体而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正是由于人民概念的抽象性，才必须用公民这一概念来使之具体化，使人民的当家作主能够通过公民身份得以实现，获得实际意义与效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身份的凸显实际上意味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政治理念必须落实于具体的法治理念，落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公民权利才能落到实处。“为了群众”指向公民个体的各项权利，“依靠群众”也只有在切实尊重与保障公民各项权利的基础上才能充分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在此，人民身份的政治性化为了公民身份的法治性，人民身份的集体性化为了公民身份的个体性，人民身份的抽象性化为了公民身份的具体性。群众路线借助于公民身份这一理念获得了新的时代性内涵。就此而言，今天我们要更好地理解与贯彻群众路线，就必须在厘清人民概念适用性的基础上，同时实现理解基点上的创造性转换，即从宏观的人民身份转向具体的公民身份。其二，公民身份的凸显意味着社会成员公民意识的唤起与增强。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随着中国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在自己的权利捍卫与争取上也更为积极主动。社会群体与阶层的分化、社会利益矛盾的日常化，要求民主法制等现代制度机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意见表达与利益诉求要求现代制度本身的积极构建。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作风建设的群众路线显示出其创造性转换的必要。群众路线强调领导干部本身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的是领导干部本身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突出的是一种作风建设。既然如此，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就面临一个领导干部想不想、能不能、愿不愿的问题，领导干部个人的素质、能力、态度与作风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依托，主导性完全在领导干部一方，群众路线的运作就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与很强的随意性。即使领导干部没有有效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顶多是个作风问题而非原则问题与法律问题。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民众参与机制与惩戒机制，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压力与动力就会成为问题。特别是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情况下，群众路线的发扬容易沦为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官民矛盾实际上表明，仅仅停留于对待群众的作风、态度与方法层面，对于问题的实际解决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只有不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才能使得领导干部在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切实增强为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更好地为民谋利。就以上分析而言，今天我们要更好地理解与贯彻群众路线，就必须实现理解基点上的创造性转换，即从作风建设转向制度建设。只有如此，民意的表达与民权的维护才更少地依赖于领导干部个人，而更多的依赖制度本身。就此而言，制度问题确实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其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愈益分化，从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诸领域合一到现在诸领域分离，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复杂程度愈益增大，利益与价值观日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领导干部本身能力与时间的限制，由于现实情况的全面性与复杂性，仅仅依赖领导干部本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调查研究往往难以达到对问题与情况的全面、深刻与准确把握。领导干部掌握的信息再多，代表性再强，也无法完全代表方方面面的具体利益诉求。就此而言，虽然细致认真的调查研究能够采集大量社情民意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群众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部分的民主替代功能——因为民主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民众的利益表达与意见反映。但调查研究并非制度化的民主机制本身，群众路线也无法实现对民主功能的有效替代。基于此，应明确调查研究“自上而下有余”而“自下而上不足”的局限，切实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依托制度来了解民众意见与利益诉求。综合以上，新时代对群众路线的理解必须与时俱进，尤其要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来创新群众路线。
（五）对民主集中的制度要求与组织建构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党章有非常明确的阐述：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党章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六点：（一）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四）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五）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六）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之所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根本而言是由使命型政党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使命型政党要实现伟大使命与宏伟蓝图，就必须尽可能充分激发调动广大党员与各级组织的积极性、能动性与创造热情，就必须尊重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与各项权利，否则就无法有效凝聚共识、集思广益、汇集力量、化解危机、应对挑战、实现目标。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原则上也应该遵循、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从以上而言，民主自然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使命型政党要把已有的思路与决定迅速有效的贯彻落实，保证全党统一行动，组织性、纪律性、中央权威又是必不可少的，就此而言，集中更是必要的。当然，任何的民主程序都会走向集中以形成共识并付诸行动，但使命型政党所强调的集中远不止于这一最基本的要求与内涵，而是尤其强调组织的严密有序、决策的迅速有效、执行的坚决有力、纪律的严明规范，这是使命型政党的政治优势与力量所在。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党内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使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劲往一处使，汇集力量，最大可能的实现宏伟目标。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挑战越严峻，就越会强调这种组织性、纪律性、统一性。革命战争年代如此，今天改革深化的攻坚阶段也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八千五百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24]尤其是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既然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政党领袖与干部精英的角色就显得尤为突出。相比于普通党员与一般干部，他们的位置更为关键，作用更为重要。使命型政党首先要有通晓使命、能力卓越的精英，他们构成政党的核心部分。可以说，政党领袖与干部精英的能力、素质、格局、境界如何，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运作，对于自上而下的谋划、管理、教育、组织、引领，对于使命与目标的完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肩负的历史使命、责任及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而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根本组织保障。”[25]正是基于此，使命型政党在治党方面必须抓住政党领袖与党内精英这部分关键少数，一旦这一部分人出现大的问题，负面后果很难预料有时甚至不堪设想。“邓小平同志说过：‘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在党内，谁有资格范大错误？我看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26]“党的建设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党的组织既能够充分发挥领袖作用，又能够有效制约领袖行为的领袖与组织之间健康和谐的关系，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而这个关键，就是要健全党内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领袖引领和推动的过程，也是全党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什么社会党内民主生活正常，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会健康发展；反之，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27]突出抓重点、强调抓关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个典型的治党策略，即我们在前面章节强调过的梯度治党：在对全党统一要求的基础上，针对党内不同群体与对象又有不尽相同的、区别化的治理策略。从普通党员到领导干部再到高级领导干部，能力要求愈益突出、品性要求愈益提高、制度要求愈益严明、责任要求愈益严格，从而呈现为在统一基础上各方面要求随党内职务与地位相伴上升的梯度化治党格局。这一梯度治党的战略，在我们党的建设历史上一直就有所探索，党的十八大以后则更为显性化。应该说，这是使命型政党本身的内在要求。（六）对党性修养的高度强调与典型示范
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实现伟大的历史使命，不论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还是实现阶段性的宏伟蓝图，都需要进行艰难而伟大的斗争。而要想通过这种艰难而伟大的斗争实践去改变世界、变革社会，不断加强党员个体在思想理论、政治立场、利益观念、纪律意识、政治品格等方面的修养极为必要。只有通过不断的党性修养，党员个体才有可能确保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才有可能实现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才有可能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而言，之所以需要不断强化个体的党性修养，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使命之光荣、形势之复杂、任务之艰巨，非志虑忠纯者不能担当、应对与实现。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党员来源构成复杂，各种错误、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渗透、流布于党内，而且即使是经过锻炼的老党员也往往不可避免会受到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凡此种种，必然影响党员个体党性修养的增强与提高，进而影响整个党的战斗力。提高党性修养的方式有多种，但树立典型示范是尤具特色的一种。典型示范是使命型政党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使命型政党要想实现使命，不仅要求全体党员信念坚定，自省自律，而且要求在其中树立典型，发挥示范作用。这是理想建党与道德建党的内在要求。权力选定模范，宣传模范，塑造模范，发挥其引领与示范作用！当然，在今天的时代形势下，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与高尚的道德境界也不完全现实，所以在党性修养方面，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明确底线与高线。底线具有负面清单，包括纪律底线、道德底线、政策底线、法律底线，党员和党组织不可触碰、不能逾越。高线则是高的标准，属于正面倡导，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就党性修养来讲，下有底线，上不封顶，守底线和坚持高标准相结合，换言之，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以上集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六个特点：对伟大使命的明确认知与自觉担当、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求与实践遵循、对指导思想的极度重视与发展创新、对群众路线的牢固树立与贯彻执行、对民主集中的制度要求与组织建构、对党性修养的高度强调与典型示范。这六个方面既涉及理想也涉及现实，既涉及理论也涉及实践，既涉及思想也涉及制度，既涉及全党也涉及个体，既涉及政党自身也涉及人民群众，所有这些最终都指向历史使命的实现。只有系统把握以上六个方面，才能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点与运作逻辑，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尾 注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4.[4] 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九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16-817.[5] 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9-140.[6] 邓小平文选（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8.[7] 邓小平文选（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5.[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7-5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7.[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3.[12] 毛泽东选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0-171.[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2-63.[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16] 毛泽东选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7.[17] 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九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40.[1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19] 毛泽东选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20]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8-49.[21] 邓小平文选（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8.[22] 邓小平文选（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11.[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24]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3-4.[25] 张国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页。[26]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95-96.[27] 张国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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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思想先声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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